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夏末初秋，暑气未消，我驱车专程前往老龙井。踩着被晒得发烫的青石板，过了风篁岭，龙井寺的飞檐便隐在竹林深处。在古寺旁的茶室坐下，点一杯新沏的龙井，玻璃杯里的茶叶在热水中慢慢舒展，茶香袅袅间，我的思绪飘到了苏轼的千古奇文《叶嘉传》。这段时间在家反复品咂，作为苏轼以“传”为体的散文中状物拟人系列篇章之一，全文约1800字，通篇未提一个“茶”字，读来却比杯里的清茶更有滋味。
关于《叶嘉传》的创作时间，诸多学者认为作于苏轼晚年，即北宋元祐至绍圣年间（1090—1101年），也有学者明确将其锁定在元祐四年（1089年）以后。元祐初年，苏轼被召回京，任翰林学士、知制诰。因既反对王安石新法的激进，又不赞同司马光尽废新法的偏执，他成了新旧两党都不待见的“异类”，最终主动请求外放，以龙图阁学士身份出知杭州。“世事纷纷洗更新，老来空得满衣尘”，历经朝堂沉浮的疲惫后，他不愿虚度年华，只想在地方办实事。正是这份心境，让他借“茶”写心，写下这篇亦庄亦谐的《叶嘉传》。
展开剩余84%“叶嘉”二字，拆开来看，“叶”即茶叶，“嘉”为佳茗。苏轼向来视茶为知己，元祐四年（1089年），他收到福建漕运官曹辅寄赠的壑源茶后曾作诗：“要知冰雪心肠好，不是膏油首面新。戏作小诗君勿笑，从来佳茗似佳人。”
传记开篇写道：“叶嘉，闽人也，其先处上谷。曾祖茂先，养高不仕，好游名山，至武夷，悦之，遂家焉。”初读时我心生好奇：苏轼此前遍游多地，究竟是否去过武夷山呢？翻查史料，现存苏轼诗文与书信中，从未提及亲至武夷的经历。他对武夷山的认知，大抵源于友人描述与当时茶事传闻。正如欧阳修从未到过杭州，却能在《有美堂记》中把“钱塘兼有天下之美”写得让世人心驰神往，苏轼写武夷名茶，亦凭着对山水与茶的共情，将未到之地描摹得栩栩如生。
北宋是名茶荟萃的时代。据《宣和北苑贡茶录》等记载，当时“贡茶地图”中，福建建安的北苑茶、浙江的顾渚紫笋、四川的蒙顶石花皆为珍品。而武夷山的茶虽未跻身顶级贡茶，却因“岩骨花香”的特质，在文人圈中颇有声名。苏轼为何独选武夷茶为“传主”？或许与他对“隐者”的偏爱有关。武夷多山，云雾缭绕，本是隐者栖居的绝佳之地。叶嘉的曾祖叶茂先“养高不仕”，择武夷而居，恰好暗合了苏轼“达则兼济，穷则独善”的人生理想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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其实，苏轼写此文时早已是个“茶痴”。据统计，苏轼共写过茶文化有关的诗词80篇左右。如熙宁六年（1073年），他在杭州任通判时，写下《惠山谒钱道人烹小龙团登绝顶望太湖》，“独携天上小团月，来试人间第二泉”，将小龙团茶与惠山泉的搭配写得仙气十足；元丰元年（1078年）在徐州，他作《浣溪沙·簌簌衣巾落枣花》，“酒困路长惟欲睡，日高人渴漫思茶，敲门试问野人家”，把途中小憩求茶的寻常场景，写得满是生活意趣；即便被贬谪时生活困顿，他仍在《汲江煎茶》中细致描摹煎茶过程：“活水还须活火烹，自临钓石取深清。大瓢贮月归春瓮，小杓分江入夜瓶。”连取水、煎茶的动作都透着股认真劲儿。这些茶诗与《叶嘉传》里的“叶嘉”互为映照——诗中藏着他品茶的日常偏爱，传里则是他借茶寄寓的人生理想。
我曾到过武夷山，茶山绕溪，云雾漫来，整座山宛如仙境。叶茂先选在此处安家，是懂山水的；苏轼写下这段文字，是懂叶茂先，更是懂自己。他一生颠沛流离，可只要望见山水，心中愁绪便散了大半。正如他在《饮湖上初晴后雨》其一里所写：“朝曦迎客艳重冈，晚雨留人入醉乡。”在他眼中，日出时的西湖固然美好，夜雨里的西湖亦有妙趣。人生亦是如此，顺境可喜，逆境也未必是坏事。这份对自然的热爱，早已成了他的精神铠甲。
再看叶嘉的志向。年少时有人劝他习武，他却道：“吾当为天下英武之精，一枪一旗，岂吾事哉！”这里的“一枪一旗”，明里指茶叶嫩芽，暗里喻小打小闹的营生。叶嘉的志向，是做“天下英武之精”，要干一番大事。
这哪里只是叶嘉的志向？分明是苏轼年轻时的心里话。苏轼二十一岁考中进士，主考官欧阳修读罢他的文章，不禁感叹“老夫当避此人出一头地”。他年轻时写《进策》，洋洋数万言，纵论改革吏治、富民强国之策，满心都是“致君尧舜上，再使风俗淳”的抱负。
后来，叶嘉因陆羽为其作《行录》，名声传至京城，被皇帝召见。初见时，皇帝见他“容貌如铁，资质刚劲”，觉其性格刚硬难驭，便故意吓唬他：“砧斧在前，鼎镬在后，将以烹子。”意思是前有刀斧，后有油锅，若要烹煮你，你会如何？换作旁人，早已吓得腿软，叶嘉却“勃然吐气”，答道：“臣山薮猥士，幸惟陛下采择至此，可以利生，虽粉身碎骨，臣不辞也。”这番话读来令人热血沸腾，叶嘉不怕死，怕的是不能为百姓做事。
苏轼又何尝不是如此？“乌台诗案”时，他被囚御史台大牢一百三十天，每日都可能是最后一天。他在牢中仍写下《狱中寄子由》：“梦绕云山心似鹿，魂飞汤火命如鸡。”即便恐惧万分，也未忘初心。后来任杭州知州时，西湖淤泥淤积近半，他便食宿湖畔，带头修建苏堤；百姓遭遇灾疫，他又带头捐资建起“安乐坊”，请医生为民众诊疗。他写叶嘉“利生”，自己一辈子都在践行“利生”之事，这份济世之才，不是写在纸上，而是刻在骨子里。
可官场终究江湖险恶，未必容得下狷介耿直之士。叶嘉在朝中待久了，遭欧阳高、郑当时等人嫉妒。欧阳高见皇帝赏识叶嘉，便“阴以轻浮訾之”，在背后诋毁他；郑当时更过分，直接“口侵陵之”。面对侮辱，叶嘉“为之起立，颜色不变”，即便受了委屈仍不卑不亢，还敢当着皇帝的面直言：“臣虽言苦，久则有效。”
这多像苏轼在朝堂上的模样。新旧两党都将他视作“眼中钉”，可他从不改初心，哪怕被贬偏远之地，仍在《定风波》中写道“竹杖芒鞋轻胜马，谁怕？一蓑烟雨任平生”。他不怕被贬，怕的是丢了做人的原则。
更难得的是叶嘉的淡泊。后来皇帝因“劳于万机，神薾思困”，即忙于政务以致神情疲惫、思绪困顿，又将叶嘉召回宫中。此时叶嘉本可趁机讨好皇帝，却依旧如故，见皇帝饮酒无度，便直言“苦谏”，即便惹皇帝不悦，也不肯改口。后来他告老还乡，皇帝赐封爵位，他也毫不在意，一门心思回山里种茶。
苏轼写下这段时，心中大抵满是热切和不舍。他一生起起落落，曾居朝堂御侧，历任八州知府，最终一贬再贬，远窜天涯孤岛。“人生如逆旅，我亦是行人”，即便日子清苦，他也未失豪情。他在《叶嘉传》中称赞叶嘉“正色苦谏，竭力许国，不为身计”，实则是在说自己：做官不为爵位，只为做事；做人不为名利，只为心安。贯穿叶嘉一生的“致君尧舜”之志，何尝不是苏轼身处逆境仍心系朝堂的忧国情怀？哪怕远在岭南，他也盼着朝政清明、百姓安宁。
思绪从书本中闪回，再饮一口杯中的龙井，忽然觉得老龙井边茶香更浓了。从担任通判、知府时常来的龙井过溪亭，到武夷山走出来的叶嘉，苏轼实则把自己的一生都写进了这篇文章。他爱山水，故写叶茂先隐居武夷；他有济世之才，故写叶嘉“利生”不辞；他淡泊名利，故写叶嘉不恋爵位；他志存高远，故写叶嘉苦谏皇帝。
如今我更懂苏轼为何如此爱茶：茶经杀青、揉捻、烘焙，方得清香；人历挫折、磨难、沉淀，才铸风骨。《叶嘉传》里的叶嘉，是茶，亦是苏轼自己；是他的理想，亦是他的人生。
千百年过去，西湖流水依旧，龙井新茶飘香，苏轼的文章亦在被世人反复品读。他的豁达、正直与初心，恰似这龙井茶香，飘在风里，落在水中，藏在每个读他文章的人心里。往后再饮茶时，定会想起这个在西湖边品茶、在朝堂上直言、在诗文里寄情的苏轼，在《叶嘉传》中未说出口的心意：人生如茶，苦尽甘来，守住初心智慧财讯，便不算白活一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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